百年荣光｜刘泽安：一张照片里的历史

有一张照片，让我始终无法忘记，并由此勾出一段无法忘记的历史。

那是2018年我在浙江大学学习时，去嘉兴的南湖革命纪念馆参加社会实践活动。走进纪念馆，我的眼睛被一张照片粘住。这是一张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四川饥民的照片，画面相当模糊，但那种饥饿感却扑面而来。照片上的人一个个歪倒斜靠着，仿佛连站立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他们的眼睛没有光亮，神情忧郁沉闷，那瘦弱纤细的手臂让人看得心惊——那样的纤细不只是一种瘦小，而是一个民族羸弱的象征。“四川饥民”几个字刺激了我，我终于想了起来，我老家的博物馆就有这张照片——准确地说，这是当时四川重庆綦江县的饥民，而且是綦江县东溪镇的饥民。这张照片反映了当时东溪人民的悲惨生活，那也是整个旧中国穷苦百姓的缩影啊。一个上午，我在纪念馆里的每一步都是沉重的，我的眼前始终是那些面黄肌瘦的东溪饥民。

这张照片是一个外国传教士在东溪拍摄的。地处渝南黔北结合部的东溪，上个世纪二十年代，财富都集中在陈、夏、罗等几个家族手中，土豪劣绅占有大量田地财物，重租、高利贷等封建剥削极为严重。这一年，东溪遭遇严重春旱，小春无收，以夏奠言为首的土豪劣绅乘机囤积居奇，并与贵州军阀勾结，以购买军米之名，大搞走私贩运，从东溪买米到贵州，从贵州买鸦片回东溪，两头牟取暴利。东溪市场上米价暴涨，甚至出现有钱无市的局面，当时饿死的就有2000余人之多。

东溪民众的悲惨生活，引起了刚刚成立的中共綦江地下党组织的高度关注。1926年1月24日晚上，中共綦江支部在古南镇万寿亭县立第一女子小学一间小小的教师宿舍里成立，直属中共中央领导。2月，中共重庆地委成立，綦江支部改属重庆地委领导，邹进贤是第一任支部书记，同年春末夏初改为中共綦江县特支。这是重庆最早的地下党组织之一，党员有9人，可以说是綦江几十万人的革命火种。4月，刚成立三个多月的綦江地下党组织决定派遣危直士和郝谦到东溪开展抗饥饿斗争。

危直士和郝谦到东溪后，以担任东溪高等小学教导主任和训育主任的身份为掩护，组建东溪区委开展工作，发动群众开展反对军阀、地主的斗争。当时正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但危、郝二人按照党组织的要求，隐瞒了真实身份，首先以国民党左派的身份与东溪国民党区党部负责人联系，并邀约东溪地区比较开明的人士组成了“綦江公民会东溪分会”，展开公开的活动。针对东溪严重缺粮的状况，“綦江公民会东溪分会”一方面通过各种形式向政府呼吁，张贴公民会禁运米粮出境的布告，另一方面组织学生上街游行，宣传号召人民群众团结起来监督布告的实施情况，制止粮价上涨，减轻饥情发展。

同年4月11日下午，一个在太平桥水磨坊碾米的工人来报告：“夏奠言等和贵州军阀勾结，夏家出谷子，贵州军队出面碾运，悄悄地将米运往贵州。今天的碾坊又碾办好了几十石大米，准备半夜装船外运，希望公民会出面制止。”夏奠言是东溪地区的恶霸，人称”夏二太子”。太平桥紧邻綦江河畔，为了方便大米运送，太平桥边上利用流水建有几个水磨碾米坊。危直士同郝谦商量，立即通过学生会组织发动学生上街游行，揭露土豪劣绅勾结军阀贩米走私、危害人民的罪行，号召全镇人民团结起来斗争，同时以东溪公民会的名义出面正式干涉。

当天晚上，危、郝两人在牛王庙内召集铁矿运输苦力、船夫、市民等底层群众四五百人参加紧急会商量对策。经过充分讨论，大家最后决定晚上一起到太平桥码头集中，把走私的大米全部扣留下来，然后召开市民大会处理。如果对方动用武力，则坚决予以还击。半夜时分，东溪群众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太平桥码头，贵州军阀委派的杨委员正在调度运米的船只。当地码头工人知道杨委员是遵义城里一个有名的恶棍，绰号“通城虎”。起初杨委员根本没有当一回事，大打官腔。不长的时间，群众越聚越多，已有七八百人，将他和码头团团围住。他便用袍哥语言周旋：“我只是来办军米的，都是邻居码头的人，刚才言语高矮了点，有不对的地方请大家都包涵点。”围住码头的群众驳斥他：“办什么军米?为什么要在夜半深更偷偷摸摸装运?我们东溪地区这几年闹饥荒，米粮本身就不够，饿死了那么多人，难道你不晓得吗?”正在双方僵持不下时，危直士一行人赶到。那个杨委员立即笑脸相迎：“危先生，你是一个明理的人，你来主持公道，帮帮忙。周会办(贵州军阀周西成)叫我来这里办点军米，正准备装船，大家不让我动。如果贵地方有别的意见，只要提出主张，总是好商量的。”危直士可不吃他那一套，当即揭露了他们贩米走私的行为，并明确提出，要把全部走私米扣留起来，由公民会召集市民大会来处理。杨委员一看这个阵势，也没有别的办法。于是群众推选出5名代表，与危直士、杨委员一起清点3家碾房，查封熟米60多石。这个时候，有群众代表提出来，先分点米给大家，有些人家已经没有明天的口粮了。危直士答应了群众代表的要求，把查封的最后一家碾坊的大米分给大家，人人有份，其余两家的米仍交给市民大会处理，以便更好地揭露土豪劣绅军阀勾结贩米走私的罪行。在一片嘈杂哄闹声中，杨委员觉得大事不妙，从碾坊后门偷偷逃跑了。

第二天，东溪镇轰动了，綦江县轰动了。中共綦江县特支接到危、郝二位的书面报告后，回信指示要立即把阻留下来的走私米交东溪地方政府召集市民大会处理，并通过公民会和国民党东溪区党部的关系督促执行，注意各方面的动静和反响，利用好这次机会积极在群众中开展党的政策宣传教育活动。

东溪镇以夏奠言为首的封建土豪劣绅并不甘心于这次失败，但对东溪人民的革命浪潮又怕得要死、恨得要命。夏奠言秘密地与贵州军阀周西成相互勾结，准备疯狂地向东溪的人民群众反扑。5月3日下午，周西成派一个营的兵力由营长刘成鼎扑向东溪，一路由那个杨委员带路直接杀到高等小学，把学校包围起来，冲进危直士、郝谦宿舍。此时，危直士正领着医生为生病的郝谦治病，他急中生智藏在郝谦的床下。杨委员带着一队士兵没抓着危直士，便把生病的郝谦押走。等士兵出去一阵子，危直士从床下出来，见学校的岗哨未撤，只好躲进厕所的粪坑，直到夜深了才爬出来，方得脱险。另一路军队直接到大街上抓人，抓走学校的老师杨伯模和群众杜福成等数人。第二天东溪镇赶场，黔军就在场镇的下场口广场上未经任何审判，杀害了阻米出川的杜福成等3名群众，历史上称“东溪米案”。

中共綦江县特支立即将情况向中共重庆地委作了汇报，地委书记杨闇公指示，要迅速设法营救被捕的党员和群众，揭露军阀、土豪劣绅的走私行为。中共綦江县特支遵照重庆地委的指示，一方面组织东溪、綦江县城的学生分赴綦江郭扶、永新、石角等场镇大势宣传“东溪米案”的真相，在重庆《新蜀报》披露其经过，呼呼舆论界、旅渝学生联合会声援，向川黔两省的机关团体、学校大量散发传单，并通电贵州省主席周西成立即释放全体被捕人员。另一方面，通知危直士转移去重庆，然后又同邹进贤一起去上海。他们二人在上海始终关注着老家的事，危直士通过朋友将自己的田产抵押了1000大洋，另筹200大洋，用于疏通关系;再通过綦江各机关团体派代表敦促老同盟会员、同情群众的县知事李凤耀前往东溪与黔军交涉，提出抗议。又有当地开明人士的多次交涉，多种原因使得黔军放了郝谦等人。迫于群众的革命斗争，东溪土豪劣绅和贵州军阀停止了贩米出川的行为，东溪的米价下降，当地饥情得到缓解。

“东溪米案”的导火索是东溪饥民的悲惨生活，它锻炼了綦江年轻的党组织和年轻的共产党人，唤醒了綦江人民群众的觉悟，加速了当地革命洪流汇入中国革命洪流的进程。

今天的东溪，是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山川秀美，人文荟萃。中国共产党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播下革命的火种，留下可歌可泣的红色故事。这一抹红色，百年来浸润着古镇的历史。东溪人民传承这一红色基因，团结奋斗，在古镇慢悠悠的时光中安居乐业。